中国婚姻报告2021:中国人结婚少了、结婚晚了、离婚多了|离婚率_新浪财经_新浪网 cont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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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平宏观:中国婚姻报告 2021

文:任泽平 李晓桐 华炎雪
实习生张晋对本文有贡献
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。对于个人来说,婚姻是情感的升华,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。对于社会来说,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。
但近年来,多种选择和无奈之下,中国人结婚少了、结婚晚了、离婚多了。随着社会发展,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,认为婚姻是束缚。另一方面,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。从人口角度看,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,结婚 “主力军” 减少。“婚都不想结,还生什么孩子”,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,结婚率下降、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。
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婚姻现状、原因及影响,并提出建议。
1 中国婚姻现状
1.1 结婚少了、离婚多了、结婚晚了
随着经济发展,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,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、离婚率持续攀升、初婚年龄推迟。具体来看,
一是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 2013 年开始下滑。2013-2020 年,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 1347 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 813 万对,2020 年同比下降 12.2%。2013-2019 年,粗结婚率从 9.9‰降至 6.6‰。其中,初结婚人数从 2386 万降至 1398.7 万人,再婚人数从 307.9 万升至 455.9 万人、复婚对数从 29.9 万对攀升至 61.9 万对。
二是 “晚婚” 现象突出;25-29 岁接替 20-24 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“主力军”,高年龄层段(40 岁以上)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。2005-2019 年,20-24 岁结婚登记人数(含再婚)占比从 47.0% 降至 19.7%,25-29 岁从 34.3% 升至 34.6%,30-34 岁、35-39 岁、40 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 9.9%、4.9%、3.9% 增至 17.7%、8.1% 和 19.9%。
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。1987-2020 年,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 58 万对攀升至 373 万对。1987-2019 年粗离婚率从 0.5‰攀升至 3.4‰。


1.2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,结婚率下滑越明显
2013 年以来,中国多数地区结婚率出现下滑。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,与 GDP 大体呈负相关关系,也受人口流动、老龄化等因素扰动。具体来看,
一是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。2019 年上海、浙江、山东、广东、福建、天津结婚率全国倒数;其中,上海、浙江、山东排名倒数前三,分别为 4.1‰、5.0‰和 5.3‰。此外,北京结婚率 6.0‰,在全国排名倒数第八,低于全国平均 6.6‰水平。
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。2019 年贵州、青海、宁夏回族自治区、西藏自治区、甘肃、云南、四川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,超全国平均水平;其中,贵州省、青海省、宁夏回族自治区排名前三,分别为 9.9‰、9.6‰和 8.8‰。
三是受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影响。中国 “深度老龄化” 省份分别为辽宁、上海、山东、四川、江苏、重庆、浙江、安徽。老龄化严重的省份,适婚年龄人口相对较低,如果长期存在人口流出,则导致结婚率下滑更加明显。山东、辽宁结婚率分别为 5.3‰和 5.9‰,全国排在倒数第三、七位;2013-2019 年山东结婚对数下滑近 40%。而人口流入的老龄化省份,结婚 “主力军” 相对较高;四川、重庆、安徽结婚率分别为 7.3‰、7.6‰和 8.5‰。
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也会影响离婚率,往往经济发展较弱、人口流出严重的地区,离婚率相对较高。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动摇感情基础,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。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离婚率分别为 4.5‰、4.5‰、3.6‰。


2 选择还是无奈?
2.1 自我选择:高学历、独立、社会包容
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在校学生人数攀高,受教育年限增加引发 “初婚推迟效应”。国家统计局数据,2015-2019 年博士在校学生数 32.67 万人增至 42.42 万人,硕士在校学生数从 158.47 万人增至 243.95 万人,硕士及博士学历占比 10.81% 增至 14.06%。受教育时间增加、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,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。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2 年的 5.3 年提高到 2017 年的 9.6 年,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 1990 年的 22.0 岁上升到 2016 年的 25.4 岁;男性同期从 24.1 岁上升到 27.2 岁。
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,对婚姻持开放态度;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。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,社会地位上升。女性不再只作为 “家庭主妇”,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1998-2017 年,在读女生占比从 38.3% 增至 52.2%,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。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,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,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。2000-2015 年中国 30 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 154 万攀升至 590 万;其中,2015 年 30 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占比高达 11%,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 5%。
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,离婚不再是一个 “谈虎色变” 的话题。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,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。2015-2018 年审结一审离婚纠纷案件近 600 万件。根据司法大数据报告,2017 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为 140 余万件。离婚纠纷案件数增加,感情不和(77.5%)、家庭暴力(14.9%)为主要原因。其中 73.40% 的案件原告为女性,婚后 2-7 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。夫妻双方仅一方意愿离婚的案件占比为 91.09%。
2.2 无奈:社会压力、婚育成本
在中国传统观念下,结婚意味着,婚前彩礼、房产,婚后还房贷、生育等一系列问题。而当前高房价、高教育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,大城市尤为明显。
房价快速攀升,年轻人面临 “买婚房”、“还房贷” 双重压力。1998 年房改以来,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,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,1998-2018 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 1854 元 / 平上涨至 8544 元。2004-2018 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 1.6 万亿元增至 25.8 万亿元,增长 16.1 倍,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 50% 以上,2018 年为 54%。房贷收入比(个人购房贷款余额 / 可支配收入)从 16.2% 增至 47.6%,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(居民债务余额 / 可支配收入)从 28.6% 增至 88.4%。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、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,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。
教育成本明显攀升,“教师减负、家长增负”,接送、育儿压力增大,导致家长承受时间、精力、财力三重负担。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、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、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。根据新浪教育《2017 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》抽样统计,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 26%,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 21%,大学阶段占 29%。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,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。2001-2019 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 60.1% 降至 38.4%,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 83.1% 降至 43.8%。此外,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;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、并讲解错题,“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”。


2.3 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:出生率降低、性别比失衡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两个问题,一是出生率下滑,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。
出生率下滑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,进而导致结婚对数下滑。根据 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,80 后、90 后、00 后人口分别为 2.19 亿、1.88 亿、1.47 亿,90 后比 80 后少约 3100 万,00 后比 90 后少 4100 万。当前结婚年龄主力 25-29 岁(90 后)人口大幅下滑,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。根据结婚率的计算公式,结婚率 = 某年结婚对数 / 某年的平均总人口数 ×1000‰,分子下滑影响结婚率下滑。
未来十年的结婚主力持续减少,或影响结婚率持续下降。2015 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,2016 年出生人口升至 1786 万,但 2017 年下滑至 1725 万,持续下滑,2019 年为 1465 万。1979-2019 年人口出生率从 17.8‰降至 10.5‰。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,中国 15-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 2010、2013 年见顶,结婚主力人口见顶。
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,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,进而影响结婚对数。1982 年出生人口性别比(男性:女性,女性 = 100)为 107.6,1990 年超过 110,2000 年接近 118,之后长期超过 120。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,00 后男女性别比达 119,男性比女性多近 1300 万;90 后男女性别比达 110,男性比女性多近 900 万。


3 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
3.1 正面效应:促进单身经济兴起
民政部数据显示,2018 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 2.4 亿人,约为英国、法国、德国人口总和。其中超过 7700 万名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,预计到 2021 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 9200 万人。
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,追求高品质、高质量、高消费的生活,助推新消费模式、以及促进文娱、宠物消费。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;尼尔森的《中国单身经济报告》显示,42% 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,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(27%);单身消费者中 97% 会选择网购,62% 更倾向于点外卖。此外,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、高学历化特点,注重自我投资。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,“22% 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,18% 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,17% 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,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 13%、11% 和 14%。同时,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,分别有 16% 和 14% 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健身多花钱”。尼尔森数据显示,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,在就餐、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;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,未婚人群占比达 57%。根据《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》报告,2019 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 2024 亿元,较去年增长 18.5%,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成都消费规模达 486 亿元。

3.2 负面效应:降低出生率、加重养老负担
在晚婚的同时,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,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,大概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 8% 左右。1990-2015 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 24.1 岁推迟至 26.3 岁,平均生育年龄(所有孩次)从 24.8 岁推迟至 28.0 岁。1990 年主要初育年龄、主要生育年龄均为 20-27 岁,生育一孩数、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 86.6%、74.9%。而到 2015 年,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 22-29 岁,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 66.7%;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 23-30 岁,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 59.1%。并且,1990-2015 年 30 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 4.2% 增至近 19.2%,生育子女数占比 14.0% 增至 32.3%。
晚婚晚育、不婚问题加重中国养老负担,严重拖累国家财政、制约经济活力。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;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,2015-2019 年中国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约为 14.5%,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 17.2%,养老金抚养比(在职人数 / 退休人数)降至 2.53。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 2012 年见顶后逐年下滑,从 18.5 个月逐渐下降至 2019 年的 13.4 个月,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大,2019 年有 16 省养老金入不敷出;黑龙江、青海、辽宁、吉林和内蒙古仍低于中央调剂制度规定的可支付月数警戒线。其中,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 2013 年开始持续 “入不敷出”,2016 年累计结余转负,2019 年缺口达 433.7 亿元。



4 政策建议
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,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,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,改进住房、教育、医疗问题;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,应全面放开生育,长期有助于扩大适婚年龄人口。
4.1 从居住、就业、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
一是坚持 “房住不炒” 定位,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,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,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,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。
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。一方面,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,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、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,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。另一方面,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,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。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、企业、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。
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。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 18 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,包括孕期保健补助、住院分娩补助、托育津贴、教育津贴、家庭个税抵扣、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。并且,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。
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。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,同时推进教育改革,切实根除 “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” 现象。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,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;同时,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,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。
4.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,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
“立即” 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,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。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 1987 年,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 35 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,特别 1990 后的出生人口尚处于 25-29 岁最佳生育年龄。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,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,则将事倍功半。
全面放开生育,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,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,不用担心部分人群、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。这种担心正如当初某些人预测 “全面二孩” 政策实行后,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,但实际并非如此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,2010、2015 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.44、1.27,其中 2015 年一孩、二孩、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0.61、0.53、0.13。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,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 60%,更别说三孩。
建议先放开三胎,渐进式改革,以缓解保守派人口生育爆炸的担忧,总之不宜再久拖不决。
